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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纳西族工程师70多年前清华大学毕业曾与钱学森一起工作!

来源:小九直播体育直播平台    发布时间:2024-05-05 23:23:26

  杨执勤的离世,触动了他诸多在外或在丽后代们的集体记忆,他们开始回望杨执勤看似平凡却又不平凡的一生。数月后,由他的三位子女杨允基、杨益秀及杨允立共同为其书写的《父亲传记》一文传回丽江。这篇27页的个人传记,加之其子女与我们的一场访谈,补齐了这位老人颇多鲜有人知的前尘往事与不凡成就。

  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建国前考上西南联大,后进入清华大学,为了国家建设远赴苏联,成为国家重点行业工程师,曾在世界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的指导下工作......

  丽江阿丹阁村的老人,如今或许还记得村里那位逝世于1945年的晚清秀才杨洁之。杨洁之共育有七个孩子,三子四女,其中最小的男丁,便是杨执勤。

  杨执勤出生于1927年,在这个以“耕读传家”为祖训的十几口人大家庭中,因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他的教育倍受家人重视。六岁时,杨执勤便开始跟着秀才父亲念书,后又被送往县立小学,立即进入小学五六年级的课程开始正式学习。凭着一股子对于学习的执拗劲,仅在进入小学两年之后,杨执勤便参加了小升初考试,并顺利考取由民国教育家汪懋祖先生创立的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初中部(后更名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异地求学对于一个年仅12岁的少年并非易事。杨执勤从丽江到大理念初中,每次去学校都要跟着马帮走五天的路,200多公里,其中还有不少是山路。因为交通不便,杨执勤很少回家,想家了他就给家里写信,但是一封信,往返丽江和大理,也要很多天,杨执勤只能将想家的情绪全部转化为对学习的动力。

  当时学校里有普通升学班和免费师范班之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杨执勤选择了免费的师范班。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读的是没有升学压力的师范班就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学校里许多人头疼的数学课,老师还在黑板上演算杨执勤便已经在座位上念出答案,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而杨执勤也正因这份刻苦钻研,迎来了一个改变命运的转折点。

  在一场很多同学都不及格的数学考试中,面对复杂难解的考题,杨执勤却考了高分。当时正好汪懋祖先生来学校巡查,发现大量同学考试不及格,但是作为师范生的杨执勤却考得这么好,汪懋祖先生便鼓励他转到普通班,今后去考高中、考大学。原本已经满足于在师范方向有所发展的杨执勤,听了汪懋祖先生的话后方觉不能安于现状,于是立志走上升学之路。

  1941年,因成绩优异,还在上初二的杨执勤被学校破格升入高中。1942 年,日寇占领了云南腾冲,家人不放心15岁的他独自在外地读书,同年9月,在大理念了一年高中的杨执勤转到了省立丽江高中继续学业。

  在丽江完成了高中学业之后,求学心切的杨执勤再次告别家人,只身踏上了去昆明参加大学升学考试的路。在报考的三所大学中,他同时考取了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但是考虑到自己基础薄弱,杨执勤选择了先去云南大学。

  1945年9月,正值抗战胜利之际,在云南大学读了一年土木工程专业的课程之后,杨执勤转到西南联大工学院机械系。虽然已在云南大学修满了一年的学分,但是转到西南联大后一概不作数,杨执勤只能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重修学分。年底,杨执勤的父亲去世,但是家人深知他在西南联大繁重的课业,于是对他隐瞒了这一悲痛的消息。三个月后,杨执勤才得知父亲已离世。

  抗战胜利一年后,为躲避战火西迁的大学纷纷迁回原地。1946年,杨执勤所在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机械系被划归清华大学,杨执勤与同学们一起向北京迁徙。进入清华大学之后,这里的基本的建设与学校氛围与西南联大有着天壤之别。在这里,除了刻苦学习,他还以爱国青年的一腔热血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杨执勤从西南联大时期参加由进步人士组织的反独裁、反贪腐、争民主的罢课、等活动;由昆明进步学生发起并得到全国各地相应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爱国。再到清华园多次冒着被特务棍棒袭击的危险,参加反饥饿、反贪腐、反内战的,杨执勤逐渐从一个只知读书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

  1949年7月,杨执勤在清华大学顺利毕业。毕业后的他,时刻谨记当时系主任对他们所说的“不要搞清华小圈子”。在后来的工作与生活中,杨执勤一直低调谦逊,鲜少有人知道他毕业于国内至高学府,他身上也没有一点清华校友圈的痕迹。

  在这次采访中,杨执勤的儿子杨允立提出疑问,杨执勤是不是第一个考上清华的丽江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可能除了父亲杨执勤,还有别的与杨执勤一样低调的清华丽江人存在,只是不为我们所知。的确,是不是第一个考上清华的丽江人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丽江纳西人“天雨流芳”的精神带到了这个至高学府,并投注到了自己一生的工作与生活中。

  身处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胸中的一腔热血被杨执勤转化为了对国家深沉而伟大的爱,“祖国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这是他一直笃信的信念。

  1949年秋天,建国前夕,大学毕业后的杨执勤放弃了北京、上海这些条件优渥的大城市,积极做出响应号召奔赴急需人才建设的东北工作。

  到了东北之后,杨执勤被分配到工业部机械局设计处,在日本工程师的指导下开展机床设计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杨执勤发现当时设计处使用的日本《齿轮设计手册》关于锥齿轮的数据有错误,这个错误足以使零件报废。于是,杨执勤向日本工程师提出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计算得出的正确数据。杨执勤的这一钻研精神,避免了由于设计问题造成零件批量报废的严重后果。

  1951年,因在机械局工作突出,杨执勤被推荐去苏联高尔基铣床厂等机床厂实习。因为杨执勤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机床设计相关联的内容,而当时苏联在机床设计领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杨执勤格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杨执勤一行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国家派去苏联实习的人才。到了苏联,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困境是语言不通和饮食差异,特别是苏联人做料理时偏爱牛油的这一点,令无数中国人不习惯,但是杨执勤因自小在丽江吃乳扇和酥油茶,所以他是一组中国同事里对西餐适应最快的。

  在语言方面,杨执勤为了更快掌握俄语,经常拿着地图乘公共交通外出、看电影,尽可能多地使用俄语,很快他就能熟练地使用俄语和苏联同事交流。

  在苏联的这段实习经历,让杨执勤积累了丰富的机床设计经验,也为他归国后投身国家重点行业建设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的杨执勤再次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身国家机床行业建设工作。1954年,杨执勤被安排到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作,负责设计科筹建工作。

  1955 年,杨执勤又被调往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任职设计科副科长,负责设计科和标准化办公室筹建工作。武汉重型机床厂于1958 年建成投产,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机床生产企业,也是杨执勤上班时间最长,贡献最多的工厂。

  在工程技术钻研方面,杨执勤一直将钱学森视作自己的偶像。1958 年,中国科学院在武汉分院成立原子能及力学所。杨执勤被调去中科院武汉分院原子能所参加静电电子加速器的设计和测试工作。后又被借调至中科院上海一研究所参与人造地球卫星项目,在此项目期间,杨执勤得到了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的机会。

  但是,后来原子能及力学所的撤销,使杨执勤深感在中科院武汉分院的工作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于是,杨执勤在明知调动后将面临更差的住房条件等情况时,毅然提出了调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的申请。

  1964年,杨执勤如愿调回了离开六年之久的武汉重型机床厂,先后担任研究所副所长、厂副总工程师兼研究所所长等中级管理职务,后又升任总工程师、副厂长的高级管理职务。1994年,67岁的杨执勤在多次自愿推迟退休之后,办理了离休手续。

  在工作期间,无论职务如何升迁,无论面对的是工人还是领导,杨执勤都保持着一种亲和谦逊的态度。有一天,在车间里面看见一位钳工师傅在攻丝。由于材料的硬度很大,连续弄断了几个丝攻。杨执勤见状叫钳工师傅换柄长一点的丝锥扳手,但是那个钳工师傅却对此很不屑一顾,于是杨执勤便拿来丝锥扳手亲自完成了演示。

  还有一次,实验工厂的重点设备出现故障,当操作工人正手足无措时,杨执勤赶来并未责备工人,而是挽起袖子将手伸到机床的油槽里去摸,不一会就将一个销钉摸了出来。然后指导工人将销钉重新装了回去,重启机床,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之后杨执勤对试验工厂的领导说,这不是人为破坏,是机床正常使用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常见故障。操作工人这才如释重负,赶紧和他握手表示感谢,说:“杨工,要不是您来这一趟,我就要吃牢饭了。”

  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期间,杨执勤领导开发的产品有90多种,其中七种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还有多项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杨执勤还作为武汉重型机床厂的代表,与西德席士厂谈判,达成合作成产机床协议,为我们国家发展数字控制机床打基础,作出了一定贡献。

  纵然十二岁的年纪就离开家人,只身奔赴远方求学,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少之又少,但杨执勤却将“重内涵,轻形式”的家风完完整整地呈现在了自己的人生中,直至94岁的高龄,他依然保持着低调谦逊、勤勉向学、朴实豁达的性格。

  1945年,杨执勤的父亲杨洁之弥留之际,家人想把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杨执勤喊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毕竟他是父亲最疼爱的小儿子。但是杨执勤的父亲千叮咛万嘱咐,就算是自己去世的消息,也不能轻易告诉杨执勤,只因同为读书人,他深知儿子在西南联大的面临的学业压力有多大。三个月后,杨执勤才得知这一消息,一同得知的,还有父亲对家人的勉力劝说。

  在那一刻,杨执勤终于理解了“重内涵,轻形式”这句话的意义,从此,他也将这种家风传递给了自己的子女。2012年,85岁高龄的杨执勤与爱人执意搬去老年公寓,他跟自己的三个儿子说“你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和事业要忙,我不想黏着你们,父母与子女,我们都应该有各自独立的生活”,直至2021年去世,杨执勤再未搬出老年公寓。

  “我父亲有一套参加国家级活动的礼服,被他藏在樟木箱里几十年都舍不得拿出来穿”,杨执勤留给子女最深刻的一个印象便是他的朴素作风,与他一同出入的友人或同事常穿着光鲜的西装革履,但他总是一件汗衫缝缝补补好多年也舍不得丢,国家发的一套礼服,他藏在箱子里几十年也舍不得拿出来穿......

  杨执勤生前,儿孙带着家里的第四代去看望他,他总是将小孩抱在怀里讲故事,“我父亲最常与我孙女讲的,一个是中国科学家刻苦探索钻研的故事,一个是丽江纳西族的神话传说,我想,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填满了他的整个人生。”

  2021年初,杨执勤在武汉中华孝庄老年公寓逝世。他的三个子女杨允基、杨益秀与杨允立,将他的生平以个人传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他们将之这篇27页的个人传取名为《父亲传记》。

  “父亲的一生,虽然平凡,物质遗产也不算丰富,但其精神遗产对家庭、家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父亲之风,山高水长!“ 在传记的扉页上,他们这样写到......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书桌上的小音箱,一直循环播放着歌手许飞与诗人董玉方共同创作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正如第一次读到杨允基、杨益秀与杨允立三兄妹为杨执勤先生写的《父亲传记》一文时的心情一样,在朴实自然的文字里,感受着缓缓流淌的关于父亲的爱与怀念。

  许飞吟诵的是另一个时代隐秘的父爱,杨家兄妹记录的也是那个时代看似渐行渐远却深藏在心的来自父亲的爱,或许,无论哪个年代,父亲与子女的感情就是这样的。只是,有些爱如果不及时说出口,谁也未曾料到,或许在某一天,这些触动父与子的共鸣,回头看来竟如谶语。

  采访中,我问杨允立先生,父亲逝世前,没有陪伴在其左右,是否会有遗憾,他说没有,“重内涵,轻形式。我们对父亲的爱,就像父亲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深藏心间。”

  我想,他们之所以为杨执勤先生写下这篇个人传记,并不是为了宣扬他在事业上种种不凡之举,而是为了记录下杨执勤先生为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是一种传承,一个纳西族家庭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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